三山五園,北京的“金名片”


三山五園,北京的“金名片”

三山五園,北京的“金名片”

何瑜

三山五園地區具有獨特的優秀歷史文化資源、優質人文底蘊和優良生態環境,堪稱北京的“金名片”。三山五園究竟所指何處?這張“金名片”又是何時形成、如何形成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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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山五園的三山,是指香山、玉泉山、萬壽山;五園是指暢春園、靜明園、圓明園、靜宜園、清漪園(頤和園)。其中,香山、玉泉山,雖在遼金時已名揚天下,但到乾隆十五年(1750年),改甕山爲萬壽山後,才形成“三山”的稱謂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乾隆帝作《鳳凰墩放舟自長河進宮》詩,其中有“四面波光動襟袖,三山煙靄護壺州”之句。

“五園”稱謂的出現,最早是暢春園。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,康熙帝在原明武清侯清華園的基礎上改建而成暢春園,二十六年(1687年),康熙帝駐蹕暢春園後,寫下了《暢春園記》。三十一年(1692年),康熙改順治玉泉山澄心園爲“靜明園”。康熙晚年,賜皇四子胤禛花園名“圓明”,即後來的圓明園。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乾隆帝將擴建後的香山行宮命名“靜宜園”。十六年(1751年)又奉旨:“以萬壽山行宮爲清漪園,設總理園務大臣,兼管靜明園、靜宜園事務。”至此,上述“三山”和與之重合的“三園”,便作爲內務府管理下的官稱,頻現於官書與官員之口,而且二者既可單獨使用,亦可一同使用。如乾隆御製詩中有《玉河進舟至玉泉山作》《仲夏玉泉山靜明園作》《清漪園即景》《新春萬壽山清漪園即景》《秋日遊香山》《初冬遊香山靜宜園作》等等。

但清時,“三山五園”作爲一個整體名稱,則出現甚晚。最早是咸豐十年(1860年)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之後,伺候皇子讀書的侍讀學士鮑源深,在其《補竹軒文集》中記有:“九月初,夷人焚五園三山。”至於爲什麼“園”在“山”前,那是因爲封建社會中,清帝園居理政的中心在園(暢春園、圓明園)而非在山(三山)。清亡以後,民間用順口的“三山五園”來替代“五園三山”,泛指京西皇家園林,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三山五園形成的歷史背景

今天的三山五園,其產生的歷史背景無疑是值得認真探討的,我們先從幽雲十六州說起。

公元907年,唐朝滅亡,天下大亂,歷史進入五代十國的時代。後晉皇帝石敬瑭爲獲得遼國的支持,割讓了幽雲十六州。幽雲十六州大致位於山西北部、河北中部及京畿地區,即中國北方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分界地帶。這一歷史事件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契丹統治者將幽州(今北京)定爲五都之一的“南京”,並改名爲“燕京”。從此,北京開啓了千年中華帝都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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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北方少數民族來說,幽雲十六州不在漢族王朝的統治之下,就意味着他們不用再艱難地穿越燕山險阻,可以華北平原北部爲根據地來制約和控制中原。而對於漢族王朝來說,就意味着失去了從燕山到山西高原北部的所有天險,傳統的北方長城防線被廢棄,因此隨時會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。

遼之後的金國,改“燕京”爲“中都”,並在中都西北依山傍水的地方建造了玉泉山、香山等八處行宮,時稱“西山八院”。距玉泉山不遠的香山,遼代始建香山寺,金章宗大定年間加以擴建,改名永安寺。

但無論是遼還是金,最終都沒有統一天下。

至元八年(1271年),忽必烈定國號爲大元,旋確定今北京爲大都。忽必烈最初選擇的上都是金蓮川,而將燕京(今北京)定爲中都。金蓮川位於內蒙古正藍旗灤河上游一帶,水草豐美,歷史上曾是匈奴、鮮卑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古代遊牧民族活動的地區。第二年,忽必烈又改中都爲大都,定爲都城,而將上都作爲避暑的夏都,形成兩都制的格局。

由於“燕都地處雄要,北倚山麓,南壓區夏”,“故能控制南北”,“南面以蒞天下”。宋以後的一千年間,遼金元明清五朝的都城,都在今北京。其中少數民族首領主政的時間將近3/4。所以說,今天的北京地區,既是歷史上北部遊牧與漁獵民族,和中原農耕民族衝突融合的交匯點,也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基地,是全中國少數民族的聚集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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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捺鉢”催生三山五園雛形

遼金時期,今天的香山、玉泉山一帶已出現了最早的皇家寺廟,併成爲皇家的遊獵、駐蹕之所。顯而易見,這和在北京建立都城的北方少數民族有直接關係。這些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,傳統上即有四時出巡的“捺鉢”制度。“捺鉢”爲契丹語,相當於漢語的“行在”。《遼史·營衛志》載:“因宜爲治,秋冬違寒,春夏避暑,隨水草,就畋漁,歲以爲常,四時各有行在之所,謂之捺鉢。”

這些北方民族的統治者一是不適應北京炎熱的夏季,二是要安撫留在草原上的各部貴族首領,於是便產生了候鳥式的兩都巡幸制,即寒南而夏北,冬日在今北京的都城理政,夏天則回到草原上的都城辦公。典型的如元朝,史載:“元世祖定大興府爲大都(今北京),開平府爲上都(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)。每年四月,迤北草青,則駕幸上都以避暑,頒賜予其宗戚,馬亦就水草。八月草將枯,則駕回大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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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上,遼金元三朝統治者從京城到邊外草原所經過的輦路,主要是從今海淀鎮過青龍橋往西北出居庸關,穿過延慶而抵達。因此在輦路兩旁建造了大量的行宮和苑囿,如金代的明昌苑、古臺,元代的香水園、涼殿等。而離今北京城最近的輦路旁行宮別墅就集中在玉泉山與香山一帶。如遼聖宗時於玉泉山營建行宮;金世宗時於香山建立行宮與永安寺;元朝一統,先有忽必烈在玉泉山建昭化寺,後有元文宗於玉泉山與甕山之間,修建大承天護聖寺,形成“玉泉流海潤,金剎倚雲翔”的風景聖地。這些行宮別墅所選之處,既是帝后往來塞外的休憩之所,也是皇家離京狩獵的首選之地。如史載:承安三年(1198年)金章宗“幸香山,八月獵於香山。”

總之,今日的三山五園,其歷史形成過程與北方少數民族長期在此活動有密切關係。

三山五園終成清王朝中樞之所

清朝統治者同樣難捱北京夏天的酷暑。順治七年(1650年)七月,攝政王多爾袞就提出:“京城建都年久,地污水鹹,春秋冬之季猶可居止,至於夏月,溽暑難堪。”亦思仿效遼金元於關外“建山城一座,以便往來避暑。”旋因其卒而作罷。到康熙帝平定三藩、收復臺灣之後即興建暢春園,開創了清帝園居理政的先河。四十二年(1703年),康熙帝又擴建承德上營行宮,最終形成了著名的“避暑山莊”。

與元朝的兩都巡幸制不同,從駐蹕暢春園始,清帝就已將宮廷與苑囿合二爲一。如乾隆帝稱京師紫禁城爲“法宮”,其有一首《西直門外》詩,內言:“爲修夏礿法宮旋,徐步輕輿閱大田。”而另一首《命駕恭問皇太后安,遂駐御園之作》詩,則有“退即苑宮成小駐,明窗書史靜堪論。”稱圓明園爲“苑宮”,也就是園林紫禁城。另外,康熙帝每次赴承德的時間,同元世祖一樣,也是四五月份,而回京的時間一般都在九月,故其將熱河行宮命名爲“避暑山莊”。但乾隆一朝則不一樣了,乾隆皇帝每次赴承德的時間是七月,回京的時間也都在九月,顯然,這就不是避暑了,而是突出了“秋獮”。但康乾兩朝,清廷借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這個舞臺,以籠絡和控制蒙古貴族的統治方針,相較於元朝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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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其中最大的變化,是康熙帝突破了遼金元統治者僅將香山、玉泉山一區作爲遊獵與巡幸之地,而是長期在此園居理政,形成大清王朝的中樞之所。雍正帝繼位後,將賜園圓明園擴建爲御園,在大宮門前建六部九卿等朝房,進一步完善園居理政機構。乾隆繼位後,在擴建圓明園的基礎上,於乾隆十年(1745年)始建長春園;三十二年(1767年)將原莊親王允祿賜園熙春園收歸御園(遺址在今清華大學校園內);三十四年(1769年)再收孝賢皇后之弟、大學士傅恆賜園,改爲綺春園;四十七年(1782年)又將原賜園淑春園,改稱御園春熙院(遺址在今長春園北牆外海淀二河開地區),形成乾隆盛時的“圓明五園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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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此同時,乾隆十二年(1747年),乾隆帝又將香山行宮擴建至二十八景,命名“靜宜園”。十六年(1751年),爲慶賀皇太后六十誕辰,建成了“雖由人作,宛自天開”的萬壽山清漪園。十八年(1753年),復將玉泉山靜明園擴建至十六景。接着,嘉慶帝精心擴建綺春園,形成了“別有結構自然之妙趣”的三十景觀。其後道鹹兩朝,除暢春園日漸荒廢外,其餘各園尤其是圓明園,仍時有修建。

從順治到咸豐,經過七朝二百餘年的不斷興修擴建,在京西北這塊風水寶地上,巍然矗立起一片以圓明園爲核心,包括周邊諸多衙署、軍營、皇家寺廟、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賜園等在內,連綿二十里的清代三山五園景區。她在歷史上是清帝及其王公大臣們的園居理政之所,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中樞之地,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薈萃之區,是世界園林建築之集錦,中外文化、中國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之舞臺,亦是中國落後就要捱打的歷史教科書。

(作者單位: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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